Z6尊龙官方网站Z6尊龙官方网站谢谢辉耀和CCG，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就中美关系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其中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也没有答案，今天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思考。

　　中美关系怎么走？这次第一阶段的协议签了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家的反应都非常复杂。有的人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可以第二次“入世”了，有的人说这后面会有更大的斗争；有的国人说我们让步太多了，也有美国人说美国让步太多了。这些不同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从全球化角度看，对中美关系应当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评估，既不应太理想，也不要太悲观。不管如何，这次协议本身就是斗争出来的。我估计，从短期内来说，中国可能需要做出较大的调整，但从长远来说，该项协议的达成对中国更有利，而对美国构成压力。但美国也有人说这个协议可能会让中国更难，而不是美国更难。很多人根据这个协议里提到了“中国应当做什么”的次数比“美国应当做什么”次数多来判断，但以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让步太多了实则不太妥善。事实上，协议里面有很多条，即使美国不提我们也应当做，因为这与我们的改革方向完全一致。很多人也会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给我们施加了压力，所以我们才这样做。但我觉得压力就是压力，无论是来自于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只要可以推动我们去做好的和正确的事情就是好的压力，为什么外部的压力就不好，内部的压力就好？这样未免太民族主义了。

　　以前日本的明治维新完全是利用外部的压力的，但搞出了一个现代日本来。亚洲“四小龙”也都是这样的，都是通过外部的压力来求得进步的。没有外部的压力，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哪会让步呢？我们加入世贸之前，很多人甚至说“狼来了”，但是狼有没有来呢？加入WTO以后，我们经济呈双位数的增长了多少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加入WTO以后又增加了多少？到现在轮到美国人说“狼来了”，而不是我们说“狼来了”。当时中国加入WTO时有很多的担忧，但其实后来这些担忧很多是没有发生的。我想现在也是一样的。例如，我们讨论最多的知识产权的问题也是中国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中国特别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比美国更需要。我们现在是人均GDP刚过1万美金，没什么好骄傲的。我觉得还早着呢，2035年我们的经济人均GDP应当有多少，至少应该赶上今天亚洲四小龙最后的一位——中国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是2.6万美元，而我们整体从1万到2.6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该怎么做？就是通过技术和创新。通过这两年的讨论，人们已经意识到，数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结束了，必须要发展质量型经济，那就是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西方在“往外走”的时候产生迫切需要的。中国现在也是一样的，例如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正在往外走。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知识产权体系来保护我们。美国提出来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我觉得这也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的，即使美国人不说，我们也是要这样做的。

　　关于协议中谈及国企的问题，我认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要保护民族工业。美国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在跟英国竞争的时候，德国也这么做。但是成长起来以后还是让它去竞争，不能永远养着它，靠垄断来维持它的生存发展。我觉得我们的国企也是这样的，已经养得那么大了，还得继续保护下去吗？我们的银行、金融开放，我看协议上的很多条都符合我们的改革方向。如果把这次签订的协议跟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要做的事情比较一下的话，很多是高度吻合的，没有哪个地方是需要做妥协的Z6尊龙，只是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农产品采购可能是一条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的农产品本身就是供给不足，不买美国的，也要去拉美买，其成本也是在增加的。在这些方面两个国家实际上是相向而行的。

　　但同时，人们也不能对中美关系保持那么乐观。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腿是斗争，既有斗争又有合作，斗争不可避免。一些美国人认为中美间的“冷战”是从去年开始的，例如技术冷战。的确，现在两国间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人员的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才会有“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尽管我们可以不相信，但也就很难解释1500年以来的权力转移，全世界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12次发生战争，4次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生战争的4次中包括前苏联自动解体。从近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来看今天的中美关系不难理解。我们说两国要相向而行，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跟美国是相向而行的时候就非常开心，同情中国，还能帮助中国，但是当美国感觉到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而是逆向而行，那么就会感到气愤。

　　我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请教过一位资深学者，我说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这位学者说美国是一个使命性的国家，就是要改变其他的国家，美国认为应该改变中国，也相信能够改变中国。但问题是美国改变不了中国。还有一点，现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们太高调了，放弃了“韬光养晦”政策。这个我觉得也不可以解释中美关系的变化。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金，那时候“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了，所以当时所说的“韬光养晦”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我们已经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了，这表明我们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次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不仅对美国好、对中国好，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好事情。在这次的中美贸易战中，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得到了好处，但这个好处也只是临时的，如果中美公开对抗，没有一个国家是会受益的。之前，美苏之间发生了冷战而一战时欧洲国家之间则发生了战争，这个问题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欧洲国家间当时的经济互相依存度不比今天中美之间的低，为什么他们就发生了“热战”？目前有一些机会主义色彩的美国学者已经在说中美间已经开始“冷战”了。我们以前也说，中美是“夫妻”，不会分家。但事实并非如此。

　　欧洲国家在一战、二战时期因为联系太紧密了，解决不了问题，很痛苦，大家说要不然打一仗算了。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想外部输出。所以那时候列宁的分析是很正确的，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解决不了，就要往外输出，所以他们发生了战争。因此，即使中美经贸关系密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美苏间为什么发生冷战？尽管他们在二战期间都是反法西斯的，但他们间没有任何关联，既没有贸易的来往，也没有人员的交往，冷战便是最好的选择，你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

　　这样看来，我倒觉得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相对的“脱钩”一点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两大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太紧密了，任何一边一动，大家都是感觉到很疼，“脱钩”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怎样平稳地“脱钩”是很关键的，现在贸易的谈判就是一种平稳的下降。中国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到现在的6%，平稳的下行对自己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好处的。同样，中美间平稳地慢慢减少一些贸易依存度也是有好处的。大家要理性，这样对整个世界都好。

　　其实我们对这次中美贸易战应当有很大的反思。以前我们太理想化了，总觉得自由贸易是天经地义的，一定会存在的，我们采取向世界市场进行采购就可以了。但现在看来，这样是不行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像以前的方式发展，中国可能会变成像拉美那样高度依赖西方市场，高度依赖西方技术，自己永远长不大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原创性的东西太少，像华为这样中国较好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技术仍依附于西方。而哪怕一个东西99%的国产化，1%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人家不给你，你还是不行。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多年，我们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有多少？我们的航空工业飞机的发动机是别人的，航天领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别人的，但这些又很重要，是“大国重器”。这些东西中国不是说不会做，是会做的，但是没有压力就做不出来。所以，来自于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有效。

　　其实美国人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两国技术“脱钩”，美国就更强大了呢？或者是美国更安全了呢？美国也有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如果技术“脱钩”，中国自己发展出一套独立的系统，那么美国就更不安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大家才比较安全。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至少可以分化美国对中国形成的所谓的“统一战线”。以前华尔街、军工系统、安全系统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给中国施加压力，这次签署，华尔街经济部门看到了它的利益。特朗普还是做了一些好事，把那些强硬派遏制了一下。另一方面，“斗争”方面可能也会深化下去，尤其在地缘等方面，因为美国还是“老大”，要保护其“老大”的地位。这次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对待中国呢？以前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明确。80年代美国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们自己提了两个口号，即“化”和“经济自由化”，美国说这个好，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方向。89年事件以后有了一个大转型，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制裁中国。九十年代初南巡之后局势又得到了改变。中国真正的开放了，尤其是十六大提出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即党内引导人民。美国人觉得这也很好，符合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因为中国党有7000多万党员，党内先做起来，再社会。同时，九十年代美国一直在和中国进行和的对话。但以后我们宣布自己有中国模式了。尽管我们强调说不搞模式输出，但同时我们也说中国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参考。这样，美国就害怕了。美国清楚了中国的制度，我们自己也清楚了自己的制度。无疑，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一个制度之争。

　　制度之争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只要制度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制度可持续发展最重要。从前，中国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有幻想，相信我们这个制度会变成美国式的制度，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从来没有超出过西方，西方之外哪个地方都没有成功，中东没有成功，拉美没有成功，非洲没有成功。在很多国家，纸面上说制、宪政、自由、法制什么都有，但实际上不是一样的。日本成功了，但自民党一直执政，很多美国人也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的。日本是伪装成西方的，实际上不是西方。中国真的如果像中国这样变成了“西方式的”，也很难走下去。90年代初跟新加坡的人均GDP是差不多的，现在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你能说新加坡是西方式的吗？肯定不是的。中国现在确确实实是找到了自己的“四个自信”，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我们永远变不了美国，美国也变不了中国。

　　未来是一个世界，两种体系；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有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一些生意，有些国家可能跟中国多做一些生意，有些国家两边都做生意，但会做得比较辛苦一点。这两个经济体之间不可能完全“脱钩”，这里有两个条件：

　　第一，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我想美国很少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奥巴马想让美国走社会主义路线，他失败了。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会自我封闭，资本的走向是一定会走向能赚钱的地方。

　　第二，只要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也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年代人们总结的经验教训就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欧美留学，更不会“闭关“起来的。

　　只要这两个条件存在，这两个经济体就不会绝对“脱钩“，有些方面的贸易依存度可能又会上升。为什么？因为资本，美国的资本走向哪里？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市场。以中产阶级的规模来看的话，我们的比例可能比美国还小一点，但是绝对数字已经超过美国了——4亿，美国的总人口也就是不到4亿。所以说要华尔街放弃中国市场是不可能的。如果华尔街放弃中国市场，只是把这个市场转让给日本或者欧洲，我不认为美国现在想这样。从军事对抗角度来看，美国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把西方国家团结起来来对付中国。我想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因为这个市场实在是太诱人了。历史上看，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当前这个阶段，他们或许临时结成了统一战线，确实像冷战。但华尔街实际上就是为了使中国更开放，要赚更多的钱。这两年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的外资没有减少多少，像马斯克这样的大企业都在投资。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越南替代不了中国。如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链，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想形成就能形成的。有些西方国家觉得，中国之后印度会成为另一个大市场。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印度还是很难实现中国那样的市场。印度无论是自由、，还是法制，都是阻碍资本进入的。有人认为80年始的全球化就是“两个主义”（即资本主义和主义）的最有效的结合。确实是这样的，印度哪有能力来推动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大规模的全球化。不太可能，因为印度没有制度条件。所以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中国市场，没有任何的理由放弃，只要中国是开放的。

　　从技术上说，中国也积累了那么多年了。中国确实也要走自己的路，要找到原创性的东西。如果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也是很麻烦的，就要受制于人。现在已经有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政府也要起到更好的作用。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也失去了工业化时代，现在不能失去互联网时代。

　　有人说如果中美之间一不好，一发生冲突，中国会不会又封闭起来了？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讲的。他说西方主导世界三百年，主要是三个国家，一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二是英国的工业提供了工业化。他讲到美国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美国凭什么而崛起？他说美国是从一战、二战中崛起的。这个表述非常有意思：美国凭什么而崛起？凭战争而崛起。所以我们以前一直是讲和平崛起，我们现在也要思考，怎么通过国际的“斗争“，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我们如何崛起，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很多从前的思想还是要再考虑的，例如我们老说的“国际机遇“。时代的国际机遇和今天的国际机遇是不一样的概念。前者的国际机遇是被动的：国际上有这个机会，我们赶紧把它抓住。但如果今天继续用这个思路去考虑国际机遇，我觉得是大错特错了。中国的今天已经可以为自己创造国际机遇，而不是等待人家给我们国际机遇。我们要理性，中美两国的“热战”不可能，我们有能力避免“热战”，“冷战”不可避免已经在进行，但并不是说我们就会被打败。

　　我们要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新的“韬光养晦”，而不是时代的”韬光养晦”。我觉得这里的空间很大，可以构建一个新版本的“韬光养晦”。这需要人们理性去思考这些问题。

　　还有，国内极左、极右还是要少一些。我觉得“高级黑”和“低级红”都太多了，这些东西害了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我们要理性的民族主义。中美两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对方的，只要不打败自己就行。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闹情绪，就可能吵吵闹闹；若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关于中美冲突，我觉得就是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两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国内的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问题，中美贸易战解决不了美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从二战到70年代实行凯恩斯主义。现在他们不提了，但西方的辉煌就是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结果。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到70年代中产阶级达到了70%，而今天的美国中产阶级下降，有的说47%，有的说48%，反正是50%左右。没有奥巴马就不会有特朗普，奥巴马执政8年，美国的中产阶级每年以1个多百分点下降，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的中产阶级还小，但我们从穷到富慢一点没有问题，他们从富裕到穷是受不了的，这是美国精英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特朗普之前谁也没有想到美国的白人会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总认为黑人或者社会底层是民粹主义的群体，我们以前都说“左“的人叫民粹主义，但现在“右”的民粹主义有多少呢？这是个社会结构问题。

　　经济问题要解决，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西方的问题是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为什么以前有有效政府？我想有效政府是跟中产阶级有关的。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有70%的话，无论哪个政党都要照顾这70%的人的利益，党左一点，共和党右一点，这70%不可少。就是说，两党之间还是有共识的。但如果一个社会是50%的中产阶级，那就是50比50。再加上美国社会的政党性质也在转型，以前是建设性的，现在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互相否决，所以谁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今天的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是精英，人物能做事情；现在是大众的，这是最保守的，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但谁都干不了什么事情。现在整个西方就是这样的。西方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的问题。这点我们要好好思考，因为我们这几年国内有好多所谓的宪政派，对英美的过度崇拜，认为它们是中国的指路明灯。但现在刚好赶上了英国脱欧，美国也搞民粹主义，美国人叫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

　　西方面临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从结构来说，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英国工业开始，也就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原始资本的积累是最动荡的，问题是通过福利社会来解决的。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就是福特工厂时代，对西方社会的贡献最大，简单说把整个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福特的口号是“使得美国每一家有一部车“。美国的中产阶级口号也是”一车一房“。福特工厂是什么特点呢？福特有技术、有工厂、有就业、有税收。但现在是第三阶段，即iPhone时代。iPhone时代就不一样了，iPhone的技术，加工就跑到珠江三角洲来加工，所以iPhone产生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吗？没有。中国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所以没有工人、没有就业，也就没有税收。所以，美国人说中国人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当然不是中国偷了他们的工作，而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使得资本没有主权性了。中国也是这样的，有的技术跑到其他国家了。这都是全球化造成的。

　　今天对的影响的因素离开不了ABCD。A是AI人工智能、B是区块链、C是云计算，D是大数据，这四样加起来，对西方整个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是18世纪产生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到ABCD的话，就很难解释。很多年前我出版有关互联网的书的时候就说，互联网肯定会取代政党。现在政党的作用在下降。最近英国一个记者写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讲局外人的崛起。局外人就是没有政党，什么都没有，就靠一个手机当上国家了。乌克兰的总统是喜剧演员，可以临时去组建一个政党。政党英文的意思是platform，手机也是。我现在对算法这东西特别关注，参加了很多会议。像CCG这样的组织，要致力重建新的社会治理，一定要从ABCD开始。

　　以前的国际关系的基石已经不在了。比如说主权。尽管我们提出了互联网主权，但互联网主权是怎样的？互联网跟主权，从学术上来说是矛盾的，主权是有边界的，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如果互联网有主权的话，就是互不联网。如果联网了就很难主权了。主权不是不需要了，但主权现在越来越被薄弱。资本可以流动、知识可以流动，但老百姓不可以流动，权力不可以流动。任何国家两样东西都可以流动，两样东西不可以流动，知识和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贫困流动不了，不能流动。所以主权现在越来越被强调，尤其在民粹主义的时代。但支撑主权国家的很多要素都流动起来了。这不光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怎么来解决？整个世界还没有方案。

　　美国发动贸易战就是想要通过内部问题的外部化来解决问题，但这是解决不了的。我不认为一人一票的有这个能力。如果我们以前的计划经济失败了，那么一人一票肯定也会失败的。计划经济当时的初心是好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经济上的平等。但计划经济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每个人的需求是一样的；每个人不会贪婪而是会努力工作的；国家根据需求来分配。实际上这些是做不到的。一人一票的也是一样的，它的初心是好的，一人一票权利平等。但它的假设是错误的。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智商是一样的；每个人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是一样的；每个人投票既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照顾到公众的利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人一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一人拿一份。但如果一个制度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保证一人要贡献一份。一人一票保证一人拿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西方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是权利，我不干活、我没有地方住你也要养活我，这是天经地义的权利。谁来交税呢？只能资本多出几份，因为穷人没有钱；中产阶级也要多出一份。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全球化了，资本流动了，你征高税我就跑到其他的国家，资本一流动，税收就没有了保障。

　　从2010年始到2019年，整个世界出现了社会浪潮。最初西方搞颜色，到最后颜色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内部。这种的方式肯定会影响到全世界，但这都是内部的问题，不是外部的问题。法国不是内部问题吗？一点点能源价格的变革，就引发了整个国家的浪潮。智利也是。任何一个小的东西都可以造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这不是内部的问题是什么？内部问题肯定会导致国际关系的大变动，就像一战二战都是内部问题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大变动一样。好多东西没有答案，大家要看今后5年、10年、20年整个世界秩序的重建。但世界秩序的重建还是要取决于国内秩序如何重建。这将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郑永年，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曾任东亚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是《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转型Z6尊龙、社会运动与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等。

　　本书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近40位全球化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与全球化这一话题进行深思和探究，回答了与全球化进程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紧密关切的问题，并从不同视角阐述和前瞻了未来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

　　本书是当前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不仅对中国与全球化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实研究，更是了解中国走向全球化的趋势、挑战和机遇的优秀指南，获得了业内知名学者和专家的高度评价与鼎力推荐。

　　Chin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velopment一书涵盖了目前为止最全面、最新的对中国国内和国际移民发展的评估与研究成果，不仅代表了目前为止对中国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更提出了关于人才和移民政策完善与改进的可行性建议，对未来政府加强移民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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