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采访，我都从握手开始。2012年初秋，沈阳，我握住了一个老工人的手，他叫吴嘉祜，当年90岁，双手粗糙、骨节大，这双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的铸造。这枚国徽，悬挂在城楼上已经60多年。建国初期，工艺条件落后，吴嘉祜带着六七个人扎在车间，50多个日夜不眠不休，听到验收合格的消息时，壮得像铁塔一样的吴嘉祜哭了。
作为在新华社工作的一名年轻记者，有幸在职业历程中收获不少难忘的人与事。其中，有三个人的泪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航母ＳＴＹＬＥ”风行全国。当我国首款舰载机歼－１５呼啸着飞离甲板，跃向湛蓝的海天时，多少航空人眼含热泪，无数中国人欢呼雀跃。然而，没有人想到，在把自己亲手打造的雄鹰放飞蓝天后，罗阳，这位歼－１５研制现场总指挥、沈飞集团公司掌舵人Z6尊龙，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12月发生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人质劫持事件，一名男子在闹市区咖啡店持枪劫持了数十人，打出伊斯兰国旗帜并威胁要引爆安放在悉尼各处的爆炸装置。当时有一篇记者手记在网络上和媒体圈流传颇广，《新华社女记者悉尼休假遇突发劫案》，这名标题党女记者就是本人。
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73年前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我们的老社长穆青。1942年，21岁的穆青来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工作。工作第二天，领导就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去采访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赵占魁。这项任务来头不简单，赵占魁是当时党中央发现的先进人物，毛主席专门指示，要把赵占魁的优点总结出来，树立成标兵。按照咱们今天的说法，穆青面对的是一次重大典型人物报道。
都说体育比赛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体育报道也如此。尤其是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这些备受关注的国际赛事，作为国家通讯社的体育记者，我们要充分利用权威渠道和语言优势，掌握话语权，展示中国体育阳光健康的形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我曾经是一名游泳运动员，进入新华社体育部后，一直负责游泳项目的报道。
有人说，新闻是在书写明日的历史。我说，新闻也在抢救昨天的故事。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新华社抗战报道小分队重新踏上当年的抗战路，从北到南，一直走到滇缅公路的中缅交界地，希望采访到更多的见证者，让世界记住在二战东方主战场中国发生的那些故事。
今年是我做记者第六年，跟我的很多优秀同行们有点不一样，在我的岗位上，我的采访对象常常是远离新闻热点的人，他们的故事大多很安静。 做记者第一年，我采访过一个身患绝症的青年，他叫王甲。25岁前，他是个热爱篮球的平面设计师，身体好得像头牛；25岁后，他说话开始含糊，手指握不住水杯，医生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又叫“渐冻症”。
新华社参考消息张诚：我眼中的线月，我到日本东京做记者。在那里采访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让我对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对怎样做好一个记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过，今天的故事，我想先从我的名字说起。2013年10月27日，我到日本佐贺县多久市采访那里举行的纪念孔子的祭孔大典。Z6尊龙app最新版本下载官网担任祭孔献祭官的多久市市长横尾俊彦在接受我采访之前，拿着我的名片打量了半天，说，“你名字中的‘誠’字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字。
8月12日晚上零点左右，我正准备睡觉，接到了摄影部夜班编辑的电话，要求关注天津港爆炸事故，与此同时，分社的微信群里像炸了锅一样讨论刚刚发生的爆炸，我刷新微博和朋友圈发现已经有人员受伤的消息，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有的说是加油站爆炸，有的说是化工厂爆炸，在没有准确消息的情况下，我马上向分社值班领导汇报直接从家里开车前往50公里外的滨海新区事故现场……
这些受害者需要的远不是揭发检举、不是同情。例如在人口贩卖事件中，像郜艳敏这类人恰恰是这个群体中，最有韧性的，也是最愿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一群人。他们这些事件中希望的使者，谁知道有多少人就消无声息地在这些事件中死亡、消失？这些幸存者是在为他们自己甚至都不知道的人和命运默默抵抗、承受和活着。而我们应该如何透过现象来敦促制度的完善，而不是跟着网络一窝蜂地去追去炒，恰恰是作为国家级通讯社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记者的根在哪儿？这个问题，穆青老社长早已作出了回答，“勿忘人民”。因为心中有爱，我们的根脉才深深地扎进了脚下这块土地。因为心中有爱，我们和他们才能息息相通，血脉相连。我是新华社的记者，也是万千“人民”中的一员。在情感上，他们就是我的兄弟、朋友和邻居。他们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我耳闻目睹，感同身受。他们对幸福和尊严的不懈追求，正是我们对社会的信心所在。这就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和理由。
对于呼格吉勒图的家人来说，2014年12月15日是个扬眉吐气的好日子。这天上午，内蒙古高院的法官们到他们家庄严宣布：十八年前以“流氓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呼格吉勒图，无罪！ 这一刻，呼格的父母亲整整等了十八年；这一刻，我，一个老记者也等了9年多！当时，我老泪纵横、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地说：“孩子，你终于清白了，安息吧！”
入社两年来，我常因采访走街串巷寻访乡村，在平凡的日子中，体察生活的感动。这其中，有三对夫妇的故事最令我动容：他们在粗茶淡饭中，诠释了什么是生死爱情。第一对是一双年轻夫妇。2014年3月，我见到了29岁的河北青年小军和他的妻子。第一眼看到小军时，我出于本能地吓了一跳：小军整张脸皮肤尽失，露出了斑驳的红色真皮组织，右眼失明，口鼻受损，只能靠通气管呼吸。
去年底以来，江西分社推出“寻访贫困儿童”大型融合报道，践行新闻责任，彰显新闻力量。这个延续至今的重大报道已进入常态化。作为报道主要参与人，我和同事们走进大山、走进村落，走进贫困儿童内心。我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们！
湖北分社在这一次突发事件报道中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党的立场，国家利益，人民至上，记者责任。”新华社记者在关键时刻就是要站稳立场，始终坚持正确导向，充分反映党中央、国务院“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和情怀，及时充分反映救援和善后工作进展，传递奉献爱心、抚慰人心的正能量，为事件稳妥处置提供有力支持。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想,不仅是因为在现场能够亲眼观,亲耳听,亲身感,捕获的新闻具有较强新闻价值和魅力｡更重要的,这是履行好职责的必要条件｡作为新华社记者,当重大新闻发生后必须到现场去,只有到达现场才能反映最真实的情况｡ 与新闻现场零距离,与采访对象面对面,记者离现场越近,事实就会越清晰,采写的报道越有参考价值,进而推动重大政策或措施的出台,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做记者三年,由于下乡多,同事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张乡长”｡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下乡感悟｡如果不是4月的那场地震,我可能很难来到曲松多河——中国和尼泊尔的界河｡藏语中,曲松多的意思是“三条河”,河这边就是我国的吉隆县萨勒乡,是地震中受灾最重的乡,距离拉萨超过800公里｡
转眼间驻外已经五年,期间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战地记者,我说,在战争中,只有记者距离线点多,也门首都萨那突然传出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密集的防空炮火声中夹杂着飞机的轰鸣,一波又一波袭来,黑夜顿时如同白昼｡我立即打开电脑发稿,并婉拒了进入地下室躲避空袭的邀请,因为作为一名记者,此时此刻我的战场就在办公室内,手里的笔和桌上的电脑就是我的武器｡
当我连续攀爬六天六夜，在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里登上海拔5895米的“非洲屋脊”乞力马扎罗山时，我意识到身体所能抵达的高度是有限的，但信念引领的高度是无限的。 当我身处索马里，在焦土废墟上努力还原袭击现场、挖掘人性善恶时，我明白了记者对事实的所谓“执念”，其实是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未来的日子里，我愿在新华社这个大熔炉里，用好手中“可抵三千毛瑟枪”的一支笔，脚踏实地，问心无愧，做好每一次报道。
三个月前，我加入了“中国式养老调研”的报道小分队。采访中，我遇到了一位古稀老人，她唯一的儿子在几年前意外辞世。可她迟迟不愿去销掉儿子的户口，因为她觉得孩子没有死，还能再回来。于是，每天盼着儿子回来成了她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身边的人不敢打破她的幻想，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个希望破灭了，老人就活不下去了。
